前白宫经济顾问预警：美国借贷成瘾难戒，财政灾难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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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金十数据

　　美国公共债务已飙升至GDP的99%，这一危险阈值打破了二战后纪录，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财政监督机构的预测更为严峻：到2029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07%，债务服务成本每周将高达110亿美元，占本财年联邦支出的整整15%。

　　曾任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一篇尖锐分析中揭露了这一数据背后的真相，警告华盛顿的借贷成瘾已达失控边缘。

　　这绝非单纯的账目问题；而是一场由两党挥霍无度催生的慢性灾难。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力推耗尽财政收入的减税政策，而民主党则坚决捍卫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等“神圣领域”，拒绝任何改革。

　　弗兰克尔逐一驳斥了两党兜售的虚假希望：两党均无意愿推行避免灾难所需的结构性改革。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8万亿美元，债券市场的耐心正逐渐耗尽，隐隐预示着可能点燃危机导火索的突然重新定价。

　　财政紧缩成唯一出路

　　弗兰克尔有条理地驳斥了五种摆脱债务深渊的备选方案，最终仅留下严苛的财政紧缩这一令人沮丧的出路。

　　经济加速增长？在劳动力萎缩的背景下，这只是白日梦——即便人工智能带来生产力奇迹，也不足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降低利率？那个近零收益率的时代是反常现象，在持续通胀和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不太可能重现。

　　债务违约？这无疑是政治自杀，尤其是在特朗普“解放日”关税炸弹削弱了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风港的信誉之后。

　　将通胀作为对债权人的隐形税也同样不可行——这本质上是隐蔽的违约，会同时损害储户和养老金。

　　金融抑制（即迫使银行购买人为压低收益率的债券）则需要美国所缺乏的威权手段。

　　剩下的选择是：要么削减几乎所有国防开支，要么彻底取消非国防可自由支配支出，才能稳定债务走势。直白地说：要么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预算，要么一夜之间取消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资金。

　　政治僵局锁定痛苦结局

　　民主党不愿触碰作为其选举堡垒的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信托基金，而共和党则盯着任何财政结余，计划为富人推出新的减税政策。这种党派拉锯战确保了在危机爆发前的政治僵局。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也认同这一判断：这些福利项目将在2034年濒临破产，如果议员们动用一般收入作为权宜之计，可能引发债券市场的反抗。美国首席经济学家伯纳德·亚罗斯（Bernard Yaros）预测，“期限溢价将大幅上行”，届时将迫使国会重新回到改革谈判桌前，但为时已晚，且代价将更为惨重。

　　特朗普2024年连任后推出的大规模关税政策，只会加速危机倒计时。旨在让美国摆脱贸易逆差的关税措施已引发投资者恐慌，他们开始质疑美国国债的神圣地位，并推动收益率上升。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派更倾向于推出“大而美法案”，而非紧缩开支——近期力度微弱的紧缩更新就是例证，只是延缓了问题的爆发。与此同时，民主党则加倍投入绿色支出，对侵蚀经济命脉的债务怪兽视而不见。结果就是：财政清算被推迟，但规模将更为庞大。

　　财政灾难：不可避免的导火索

　　弗兰克尔直言不讳：财政紧缩“最终将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到来”，但前提是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债券义警抛售美国国债，利率飙升以惩罚联邦政府的债务违约行为，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美元霸权摇摇欲坠。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长期展望警告，若不采取行动，到2055年债务占GDP比率将飙升至156%，挤出私人投资并抑制经济增长。

　　历史先例比比皆是——从欧洲主权债务崩盘到阿根廷的连环违约——但美元独特的储备货币地位为美国赢得了时间，而非豁免权。然而，随着竞争对手囤积黄金、金砖国家（BRICS）谋划替代方案，这一特权正逐渐被侵蚀。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被“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誉为天才之举的特朗普关税策略，恰恰可能引发“美国债券市场的负面反应”，将财政失误视为改革妥协。这场灾难并非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会发生。

　　美国财政清算的全球影响

　　在当今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中，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美国的财政紧缩将产生全球涟漪。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推高全球借贷成本，重创本已受美元走强影响的新兴市场。仍在应对自身债务后遗症的欧洲将面临输入性通胀；亚洲的出口引擎将在报复性关税下熄火。

　　金融抑制的讨论再度浮出水面：监管机构推动银行进行“爱国购债”，这让人联想到二战后的日本或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但在两极分化的美国，此类强制手段将引发强烈反应。投资者将转向黄金、比特币或人民币资产，加速去美元化进程。《东方先驱报》（The Eastern Herald）已记录了类似的压力，例如美国国债违约边缘政策和债务上限博弈，这些都预示着这场风暴的到来。

　　福利项目：碰不得的定时炸弹

　　耗费数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是这场危机的核心。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2034年的福利悬崖将成为催化剂，迫使政府动用一般资金，而债券市场将视此举为财政妥协并予以惩罚。经济状况调查、提高退休年龄等改革方案，在政治上均具有高度敏感性，难以推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图表显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工资税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将持续扩大，债务不断飙升。特朗普承诺保护这些福利项目，但这与现实情况相悖。

　　财政紧缩的利刃最终必然会落在这些领域——要么削减数百万美国人的福利，要么向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加税。但政客们却选择煽动民意：拜登时代的支出狂欢、特朗普的税收盛宴，无一例外。沉迷于承诺的选民忽视了弗兰克尔的计算：现在不付出痛苦代价，未来的苦难将成倍增加。

　　关税与减税：毁灭的加速器

　　特朗普推出的“解放日”关税政策，本意是推动再工业化，却在债务动态上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进口成本上升推高通胀，迫使美联储加息，进而导致利息支出膨胀。而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相较于庞大的支出而言微不足道。

　　共和党推出的减税政策预计将增加数万亿美元债务，堪称“财政纵火”。共和党人谴责拜登政府的“大政府”理念，却不断扩大赤字，将财政紧缩的包袱甩给民主党。两党的虚伪确保了债务炸弹的倒计时声越来越响。

　　残酷的现实

　　弗兰克尔提出通过移民改革或人工智能突破来促进增长，但外界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两党大妥协——包括削减福利、精简国防、增加财政收入——听起来高尚，却几乎不可能实现。Scope评级公司曾警告，利息支出将大幅增加，市场可能会更早迫使政府采取行动。

　　美国民众面临着严峻选择：支持痛苦的预防性改革，或招致灾难性后果。历史已证明拖延的代价：2010年希腊崩盘、2022年英国迷你预算闹剧。而美国的危机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当债务服务支出堪比福利项目时，这种压力将扼杀创新、公平与安全。

　　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取决于财政可信度。债务违约的妄想、通胀赌博，都在侵蚀这种可信度。尽管财政紧缩令人痛苦，但能在让美国在危机后维持偿付能力。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的评估，相关风险正不断上升：经济增长放缓，危机发生概率增加。